伟大的周恩来总理，穷尽一生都为了中国和国民的命运而奔走。

然而，令人意外地是，周恩来在事业上兢兢业业，膝下却未曾有一子，他总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，看得重于泰山，家庭虽和谐欢乐，但终究没有留下后代。

在周氏宗亲中，周恩来有两个手足兄弟——周恩溥与周恩寿。

也许是因为大哥的生平事迹太过耀眼，让世人几乎忽略了他们的踪迹，但他们同样于历史的长河中，一样光辉伟岸，没有辜负过任何对他们寄予厚望的人。

那么，这两位胞弟的后人结局如何呢？

手足情深

1898年3月5日，周恩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的一个旧封建家庭。

那时的周氏宗堂，已没有往昔的辉煌，家道中落，让父亲周劭纲为了生计疲于奔命。

周劭纲是个读书人，他秉性耿直豁达，为人忠厚老实，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却对家庭关爱备至。

但无奈于世事无常，生活上的困境，使得周恩来出生没多久，便被父母忍痛过继给了他的叔叔一家。

因为亲上加亲，在叔叔家里，周恩来年少懂事，日子倒也过得舒心安逸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后，周劭纲夫妇又先后诞下两子，名恩溥和恩寿，三兄弟向来感情甚笃，因周恩来年龄稍长，性格温和恭良，让弟弟们无时不感到安全与贴心。

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，这句话的意义周恩来很早便意识到了。

因为父亲的宽厚忠恳的影响，周恩来始终对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业，报以感恩的心。他发愤努力，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南开大学。

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，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为以后的救国之路，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拓展。

后又在烽火交加之时，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，从未懈怠。

周恩溥比周恩来晚一年出生，但从小也是早熟懂事。因为出生时家境困难，父母按照当地的习俗，送到庙宇中寄养，赐乳名“和尚”，为的就是让这个孩子顺利长大成人。

成年之后，周恩溥跟随哥哥，一起北上投靠远在东北的叔父周贻赓，时值东北被溥仪控制，周恩溥一边被日伪军队在当地的暴行所震撼，一边学习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，暗自用功。

叔父周贻赓是个严于律己、治家有方的人，早年便被上级拔擢，成为东北财政厅的主任科长。

有这样严谨的长辈，周家兄弟个个能文能武，周恩来每日带着二弟，在当地的学堂苦读功课，不日便把小弟周恩寿，从江苏老家接来，一同帮衬叔父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周氏三兄弟，都能克己复礼，待人宽厚，且学业有成。以致于后来他们在学成后进入社会，最终挺身革命事业，都与叔父周贻赓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

平凡工人

在后来的革命道路上，周家兄弟无畏艰难险阻，总是身先士卒，周恩来更是多次躲过了敌人的追缉，但同时也为家人带来了生命威胁。

1945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秘密逮捕了周恩溥，从叛徒口中得知，实为周恩来的二弟，敌人绞尽脑汁，用尽残酷手段，威逼利诱周恩溥，供出哥哥的下落。

即便受尽屈辱，浑身血肉模糊，周恩溥硬是没有吐出过只言片语，这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，他们再次加大审讯力度，导致周恩溥失血过多，牺牲在牢狱之中。

消息辗转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，他立时悲痛万分，掩面而泣，抽身去看望了弟媳王兰芳，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告诉了她。

王兰芳也是悲愤交加，但她冷静地把周恩溥唯一的儿子周荣庆，连夜送回了江苏老家，随后便毅然请求参加革命队伍，在东北开始参加游击战争。

本来隐姓埋名，在老家刻苦修学，却不料在街上被国民党以抓壮丁为由，被掳去做了苦力。

周荣庆急中生智，没几天便趁看守疏忽之时，赤脚跑出营房，逃出了魔窟。随后便一路北上，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。

至此，周荣庆彻底秉承了其父周恩溥的遗志，投身于革命事业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荣庆一直在部队中工作，母亲王兰芳因为在战争中受伤，被接到北京疗养，周荣庆便一同前往照顾，期间，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七伯周总理，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总理的近距离碰面。

周恩来在得知弟媳家里的苦衷后，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些，为他们贴补家用，并告诫周荣庆以后要自食其力，要做一个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用的人，这次见面让周荣庆印象至深，并影响和激励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。

之后，周荣庆便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，去往河南焦作，开始了他的平凡生活。

他从没有向周围的人，吐露过自己的身世，就算相亲结婚这种事，他也没有告诉过对方他跟周总理的关系，只是后来由熟人告知，其妻晋菊清才了然这其中的缘由。

由军队中的宣传干事，再到钢厂中的平凡工人，周荣庆时刻牢记伯父的谆谆告诫，低调平凡处事，从没有给自己和家庭一丝的优待与宽容。

周荣庆夫妇育有两子一女，伯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取名为志勇、志军和志红，三个孩子成人后一直都在基层工作，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生活，平淡且幸福。

八口之家

虽然是家中最小的，集宠爱和关怀于一身，但周恩寿也像哥哥们一样，心怀远大理想抱负，一心期盼投身报国事业，早年学成毕业后，便跟随长兄，一同参加了革命队伍。

周恩寿先是受组织委托，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，后在部队内务工作领域中，表现出突出才能。

在考取了黄埔军校后，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毕业后更是随军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，为其革命事业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。

周恩寿

解放后继续进入大学深造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，一边在钢铁厂和供销购运总局实习工作。

眼看着社会日趋稳定，生活质量也渐渐好转，周恩寿还是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他总是觉得自己还有更多心力，去完成更远大的事。而家中的妻子王士琴，则为孩子们忙得不可开交。

相比大哥二哥，幼弟周恩寿的家庭，就可以称得上是“人丁兴旺”。

家中一共育有三子三女，且个个长得俊秀文静，在父母的关怀下茁壮成长，成年后都成为栋梁之才。

大女儿周秉德于1937年出生于哈尔滨，是周家多年来出生的第一个女儿，所以使得长辈们格外开心喜悦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。

适逢东北改旗易帜，横遭日本侵略者的践踏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周恩寿举家前往天津居住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随父母来到了北京，十二岁的周秉德便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来。

虽是侄亲，但就如同见了亲闺女一样，周总理一家对小秉德格外关照。

周恩寿因为工作繁忙，无暇顾及子女问题，便托付大哥帮忙照顾，周秉德就这样一直随周恩来夫妇住在中南海，直到她出嫁的那天。

成年后的周秉德一路成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曾任职于中国新闻社，担任记者和副社长职务。

第二个女儿叫周秉宜，也是从小随姐姐一起住在大伯父家中，因经受了周恩来的言传身教，对总理的思想研究工作耳濡目染，所以文笔较好，且有一定的学术造诣。周总理一直把“不给家人搞特殊”和“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”来作为训导，让周秉宜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。

学成归来后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。

第三个女儿名叫周秉建，是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。

1968年，年仅十六岁的周秉建，响应国家号召，上山下乡，插队到了内蒙古大草原，从一名普通农耕社员做起，吃了不少苦头。

1970年，周秉建凭借自己良好的表现，成功进入部队服役，当她精神抖擞地来到北京看望伯父周恩来时，却被伯父劝导退伍，重新回到牧场。

这让年轻的周秉建认为伯父有些不近人情，但冷静思考之后，她还是遵守教诲，脱下了军装，拿起锄头走向了草原。

回到牧区的周秉建，踏实向上，给牧区边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周秉建

直到1994年，周秉建因工作调度回到北京，距离上次来京看望伯父，已有二十余载，这时的她已经成为中国政协委员，锡林浩特副市长兼财政部要员了。

大儿子名叫周秉钧，1942年出生于哈尔滨市，七岁时随家人迁往北京后，一直在周恩来总理身边，生活在中南海西花厅。

“周家一直都很注重相互间的照顾与扶持，伯伯周恩来就向他父亲提出代替抚养三个孩子的心愿”。

周秉钧说，回忆自己第一次遇到周恩来夫妇，才知道自己有个伯伯，周总理的气度和魅力，让小秉钧印象深刻。

周秉钧

周秉钧成年后就进入部队历练，后来被分配广州军区。

在那里，他低调行事，坚决服从指挥，先后任师级政委，军区参谋长助理等职务，这一干就是三十年。退役转业后一直生活在广州。

二儿子名叫周秉华，1946年出生。

他早年入伍从军，成为一名通信兵，退役后又成为一名年轻普通的工人，就像是机器上的一颗平凡的铆钉，无论是在印刷厂铸字排版，还是在企业里作文书笔记，周秉华都认真完成每一个上级下达的工作目标。

九十年代初，已是副处级干部的周秉华，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，主动要求回到基层工作，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任职，依然坚守图书市场监管的岗位。

第三个儿子名叫周秉和，于1951年出生于北京。

儿时的记忆总能浮现在眼前，据周秉和讲述，每逢节假日，且条件允许，父母总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看望伯父周总理，那时的家里其乐融融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伯父是一个对事业非常专注的人，同时对家人也非常体贴入微。

“伯伯时常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普通人，不能因为家人做了高官，就能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。”周秉和微笑着说道。

就像秉建一样，秉和年轻时的梦想，也是入伍从军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，但同样因为伯伯的“干涉”不能如愿。

“我那时还年轻，以为父母家人在战时有贡献，子女从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”但就是这样的要求，也被周恩来认为是在“搞特殊化”。

总理和邓颖超多次为周秉和作思想工作，在意志力和精神上予以极大的鼓励，这让周秉和觉得终身受用。

就这样，怀着寄托与梦想，周秉和于1969年插队到陕西农村，和其他年轻人一样，开始用实际行动历练自己。

1972年，周秉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，毕业后在工业研究所和中国进出口公司任职。

周总理一家，可谓满门忠烈之士，在满是荆棘火海的战场中，从未退缩一步，周恩溥更是为了保全哥哥，为了保守党的秘密，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，是为伟大可敬的人。

建国后，周总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，也一直坚守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。
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也不忘谆谆教导晚辈的德行教化，周家后人的行动证明了这个事实，不禁让人们肃然起敬！